(美)马克·伯耐特／著
　　2000年夏天，《幸存者》正在美国热播，吸引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关注。就在那时，我读到《华尔街周刊》上的一则消息，给了我下一个伟大冒险的灵感。那篇文章是关于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亿万富翁丹尼斯·提托，他付给俄罗斯政府2000万美元，想乘他们的“联合号”火箭去“和平号”空间站旅行。

　　我看到这条消息后异常振奋。太空确实是人类最后的疆域。我以前总认为太空是有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如军官、新型飞机试飞员等——的要塞阵地。但现在来了个提托，一个普通人，他要飞到太空中去了。他不需要按按钮、导航或做任何会影响航程的事情，他只是端坐在火箭里，用安全带把自己绑紧，进入太空去了。我再也找不到其他比这个更刺激、更荣耀的旅行了。这是登峰造极的冒险。我得对此做更多了解。
　　我约提托见了一次面。一个星期天的一大早，我开车沿太平洋海岸高速前往提托在太平洋帕利瑟得的家。一同去的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提托非常和善，非常聪明，也非常乐意和我们讲他就要到来的旅行，以及他是怎样和俄罗斯政府联系此事的。听着他说话，看着他那富丽堂皇的庄园大厦，我知道，丹尼斯·提托绝非等闲之辈。
　　我当然不是羡慕提托能去太空旅行(事实上，我一想到他要作这样的旅行，心里就发毛)，只是我身上的工人阶级本色让我想弄清楚，是什么使他比一个邮递员更特殊。为什么丹尼斯·提托能去太空，只是因为他能付得起钱？
　　我驾车回家途中正赶上了交通高峰期，车行缓慢，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之中。《幸存者》是如此成功，我显然已经可以坐享其成了。我可以放慢步子，减少我的旅行计划，做一些更容易完成的项目。但是在提托的太空旅行中，我找到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电视节目的灵感。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做一个节目，不像《幸存者》中那样给获胜者提供100万美元的奖金，而是什么奖金都没有，用太空之旅来代替奖金，这样的主意如何？参赛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普通人——邮递员、教师、农民、医生、律师、学生、商人。获胜者将绑在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罗马焰火筒上，被射入太空。通过参加一个实地冒险电视节目的比赛，太空将向普通人开放。等我到家的时候，这个节目的开场、结构和执行都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勾勒出来了。

　　就像我以前所说的，我喜欢用语言把我的目标描绘出来。当我有了一个新点子，我会一直说个不停。我的朋友们和业务合作伙伴们必然都会对我正在考虑的事情提出他们的看法。通过他们的反馈，我反复琢磨这个主意，不断修正它。目标的确会让人精神百倍。显然，这样到处嚷嚷的负面作用是，如果我失败了，会遭到大伙的嘲笑。但这反过来也给了我更多的激励和动力。害怕失败的心理会驱使我大胆尝试我渴望去做的那些事，即便别人认为它们是不可能的。
　　我以前尝试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太空节目那样难以企及。即便是现在，当我写下这些话时，它的前途仍然很不确定。
　　就在2000年7月4日前后(距离在伯特的船甲板上啜饮夏敦埃酒的那个阵亡战士纪念日不过短短的五个星期)，我开始告诉朋友们我的关于电视节目的新主意。它是《幸存者》的登峰造极的后续。获胜者——一个普通人——将乘火箭进入太空。
　　第一步显然是要弄到一艘火箭。显而易见的选择就是让获胜的参赛者乘坐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负责监管美国的太空计划的政府机构，有一条严格禁止太空旅行的政策。当我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商谈时，他们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幸存者》，但是我的关于电视节目的新设想会触犯他们的严禁太空私有化以及让平民进入限制区的政策。他们帮不了我。
　　然后我发现，是“和平号”公司将要送提托去太空。这个公司40%的股份属于两个美国电信业的亿万富翁奇林伊夫·卡苏里亚和瓦特·安德森，60%属于俄罗斯能源公司。我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我对所听到的答复很是满意。真是难以置信，我正在和一家美国人出资的俄罗斯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我发现这个反讽很有趣。美国，一个建立在自由市场和工业私有化基础上的国家，却让政府来制定太空政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美国的太空旅行有绝对控制权。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做和让政府来运营微软的想法一样古怪荒唐。相反，俄国人的太空计划却是政府和私有工业相结合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太空私有化中赢利。他们一直在和其他国家和商业利益集团一起合作，发送电讯和研究卫星上天。俄罗斯人在经营着一个非常高效的自由市场的太空计划。

　　2000年7月中旬，我和“和平号”公司以及能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我付2000万美元让他们把一个美国人送上“和平号”空间站。我在一家“世纪城”律师事务所和“和平号”公司以及能源公司的代表商谈了一个晚上，直到凌晨2点，才敲定了这项交易。一个关键问题是，我必须在90天内找到一家愿意承办这个节目的电视网。只要这件事办妥了，我就飞去俄罗斯和他们最后商定使用星球城的细节问题。自尤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起，所有的宇航员都是在这儿受训的。我的那些美国人也需要在这儿受训。
　　很快我又出发前往婆罗洲制作《挑战大自然》。同时，我的律师，聪明绝顶的康拉德·里格斯，开始和各大电视网讨论我的太空节目。鉴于《幸存者》，“和平号”公司以及能源公司坚决反对我把节目只交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事实上他们禁止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商谈此事。他们不愿意把这变成一项内部交易，而是倾向于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
　　我们双方都作出了妥协：在和美国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和福克斯商谈以后，可以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作为最后的考虑。
　　要价是4000万美元——以及一个突然的变动。康拉德向各个电视网提出了非常大胆的平分收入的交易条件：我和电视网平分广告收入。这可是没有先例的事。当他们表示抗议时，他说：“如果你们想要马克，就得分他一半收入。”他们当然明白，我之所以这么炙手可热，完全是因为《幸存者》的缘故。但是这些电视网也知道我努力工作以求能分得部分广告收入的口碑。我和麦迪逊大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平分收入成为谈判的一项内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福克斯和美国广播公司都表示了兴趣，但是出价比我们的要价要少。国家广播公司立刻走上前来，答应付给我们要求的价钱。我算了一下最后的价钱，知道国家广播公司的投资很合算。他们在商业广告上的收入不会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幸存者》中赚到的那么多，但是他们肯定会是赢利的。我告诉“和平号”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已经同意我们的条件了，他们也觉得我应该接受。
　　2000年9月1日，《挑战大自然》闭幕晚会的前夜，我正在哥打基纳巴卢的麦哲伦旅馆，合同传真给了我。我签了名，立刻又把它传真了回去。

　　然而，那还只是开始。制作我的太空节目——我给它命名为《目的地：“和平号”》——不仅仅是一个召集摄制组成员、确定参赛者以及飞往俄罗斯拍片的问题。我最初脑海里出现这个念头时还没想到这些，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个新节目还牵涉到政治、国家利益以及太空的未来。在下这局国际象棋的实际棋手比我以前打过交道的任何人或势力要有实力得多。我只是一枚小卒——一枚关键的卒子，但终归只是一枚卒子。
　　2001年初，俄罗斯议会投票通过决议，要将“和平号”空间站挪出轨道，让它坠毁，掉入海里。《目的地：“和平号”》的标题不再有效，因为不复有“和平号”了。有些人误以为这也意味着不再有太空节目了。但我还没有放弃。我开始开玩笑说，我的《目的地：‘和平号’》现在应该变成送人去第一个水下空间站了。同时我也在琢磨接下来该怎样办。然后我想到把名字改成《目的地：太空》，因为，即便没法送人去空间站了，但我可以把我的实地冒险节目的获胜者送到地球轨道上去，让他们有机会从太空中看看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这仍然是可能范围内的最最超凡脱俗的冒险。
　　2001年4月，事情又有了变化。丹尼斯·提托的太空之旅成行了。不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反对，他飞去国际空间站(ISS)，在那儿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经威胁说要禁止提托进入国际空间站，但俄国心平气和地提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每个国家都对这个空间站里的一定部分拥有主权。提托是俄罗斯人的客人，因此可以在ISS的俄罗斯部分停留。
　　我的必然反应就是，我的节目的获胜者也可以去国际空间站。下一步就是说服俄罗斯航空和太空局允许我们这样做。要达到这个目的，我首先需要飞去俄罗斯，和能源公司的俄罗斯人面对面地谈判。2001年5月，我乘亿万富翁瓦特·安德森的“湾流四号”(GIV)飞往莫斯科。我非常敬佩瓦特，因为他是一个有着真正国际眼光的人。一次，当他和奇林伊夫一起去马达加斯加处理一个电信合并的事情，中途在尼日利亚的拉多斯停下来补充燃料。当燃料车和飞机接上口时，他很不悦地注意到车上的标志——燃料车属于尼日利亚一个因使用童工而臭名昭著的燃气公司。他拒绝用这些燃料。瓦特宁可等几个小时，让另一家燃料公司派车来——他这样做时还是在战争期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不愿和一家使用童工的公司做生意。
　　去俄罗斯的这趟旅行是我第一次乘坐GIV飞机。GIV是飞机中最奢华的一种，有真皮沙发，放下来可以睡觉，有真皮的机长座椅、办公桌、卫星电话、机组乘务员、顶尖的飞行员以及世间少有的美味佳肴。我发现自己在一遍一遍地想，自从我怀揣着600美元来美国到现在，我已经走了多远。我不再只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外来移民，也不再只是个电视制片人。我现在和政府最高层的人士打着交道，为铺平通向太空私有化的道路而出谋划策。尽管我总是认为《挑战大自然》和《幸存者》是我将来会留给子孙后代的两个礼物，但是当我乘坐着这驾GIV飞机飞行时，我知道我最大的遗产将是参与了太空私有化的进程。这个想法是令人羞辱的。

　　我们在冰岛停下来补充燃料。当时正是午夜，气温在零度以下。康拉德和我走出飞机，拍了些数码照片，有如两个游客。然后我们继续飞往莫斯科。那儿的温度是零下20度(没有风寒)。我被领着参观了“联合号”工厂，冷战期间洲际弹道导弹(ICBM)就是在这儿制造，但是现在这儿只制造用作太空旅行的火箭。我去了俄罗斯太空博物馆，在一艘“联合号”太空舱里呆了一会儿，对宇航员的尊敬又加深了一层。呆在那个狭促的座位上，一直要从地球飞到空间站，将无异于一动不动地保持胎儿的姿势足足三十个小时。
　　我参观了星球城的宇航员训练设施，在尤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33的塑像前放上了一束玫瑰。这个俄罗斯飞行员是第一个飞上太空的人。抬头看着他的脸，我肃然起敬。“你真勇敢。”我对塑像说。那个人曾经飞进了太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会不会爆炸，他的太空舱会不会在空气中燃烧成灰烬，或者他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迷失，然后干脆消失在那个黑暗的未知世界中。“你真勇敢。”
　　此外，我还和火箭专家们一起开过会，会上我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现在却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些人同处一室。生活真是伟大。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晚上，午夜时分我在红场散了一会儿步。此地的气温和婆罗洲的潮湿异常悬殊。我的耳朵冻得都快要掉了，于是我从当地一个小贩那儿买了一顶俄罗斯毛皮帽。我的耳朵对我感恩戴德。我沿着红场的鹅卵石路漫步，凝视着圣瓦西里教堂的尖顶，和它身后的一轮满月，为俄罗斯的强大和伟力所震慑。我想象着成功制作我的太空节目的结果——强大的俄罗斯太空计划和一家私人的美国电视制作公司携手合作。自从在丹尼斯·提托问题上的分歧以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俄罗斯航空航天局最近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打算制定一些太空旅行的统一规则，而且在2001年6月，美国国会开始就这个问题举行了正式的听证会。我的节目很有希望乘此东风走向第二阶段。俄罗斯航空航天局还没有正式签署文件同意我们开始制作，但我们已经慢慢地接近目标了。就像俄罗斯人所说的“伏特加出马，生意自然成”。在俄罗斯，伏特加能翻云覆雨。
　　我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外来客，站在红场上，抚今追昔，内心难以平静。自从1982年我初到美国，这一路风景真令人目不暇接、暗暗称奇。机遇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我也一一抓住了这些机遇，尽我所能地挖掘出它们的最大潜力。我迎头赶上了。
　　在生活中，机会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所以，当机会来临时，迎头赶上，并放胆一试。如果没有那最初的爆发——最初的尝试，就成就不了任何伟业。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过的，只有那些勇于从看台上走到竞技场上参与行动的勇敢者，才能成就伟业——那些敢于尝试的人——才能享有完满的一生。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太空节目。在国际政治的浑水中游弋，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最胆大妄为的一桩事。我已经了解到，要告诉一个国家该做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在努力尝试。我激情万丈，不管我最终能不能够完成我的太空节目，我都是生活在一个大胆的冒险中，这使得我的每一天都很丰富。
　　无论成功失败，但是至少要尝试。生活只有这样才会变得更好。
　　注释:
　　32、喻指火箭。
　　33、尤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1934-1968)，1961年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苏联宇航员，在一次飞机试飞中遇难。

啊完11

这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