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马克·伯耐特／著
　　关于我的所有制作，有这么一个说法：“一切都决定好了——不过要等到最后一分钟，在马克最后一次改变他的主意后。”
　　那就是我。我确实就是那样做的。直到拍摄开始的那一刻，我都在不断地作着调整，

以确定一切都恰到好处。我非常清醒地知道，当拍摄一开始，就会有100个工作人员在遵循我所执行的计划。我让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他们都会很高兴地听从。但是会有一些恼人的念头啃噬着我的头脑，让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我知道我所要的最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它看上去和我设想的样子不尽相同时，我不会对自己或最后的成品满意。因此，我经常会告诉那100个乖乖地沿着我指定的方向行走的人，我让他们走错了方向。我告诉他们，完全是我的错，但无论如何，他们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他们必须掉转头朝另一个方向走。我不怕让别人觉得愚蠢，也承认是我的错。重要的只是结果。你是怎样达到那个结果的并不重要。
　　我记起在部队时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在阅兵场上，看一个团操练队列。一共有100人在踏步走，99个都能套上步伐，只有一个可怜的家伙的步子是错的。“瞧他，”我记得我当时对一个朋友说，“他们的步子都对了，只有那个家伙不对。”
　　我的朋友仔细研究了一下队列，然后说：“你错了。瞧仔细点，他们全都走错了步子，他是唯一一个踏上鼓点右-左、右-左踏步走的。他本来就应该这么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有时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所有人都做得好像是你错了。那好，一时误以为真也没关系，但是，当你听从你脑海里擂响的鼓点，成为唯一一个走对的人(而所有其他人都走错了)时，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前进，永远前进。
　　在拍摄《幸存者》的过程中，我有很多很多次感觉到别人看我的眼光就好像我走错了步子。例如，在开拍之前，我对拍摄现场采访有一个设想。一个放逐者会被问及他或她对另一个放逐者的看法，即使那个放逐者就在旁边溜达，甚至就在背后搭建他们的棚屋。有两个制片人告诉我，像那样不行。他们说，采访应该和别人隔离开来，在一个受到监控的布景里进行。否则我们就会是在破坏“第四面墙”，而这是纪录片制作中的大忌。我理解第四面墙在纪录片里的价值(这个前提认为电视镜头绝不能干扰剧情)，但是我认为《幸存者》是一档全新的电视节目，需要新的规则。我固执己见，告诉他们至少一半的采访应该现场拍摄。我们这样试了一次，全都惊喜地知道，这种技巧令人难以置信地奏效。

　　或者举另一个例子，部落会议的照明。在我讲这个故事之前，要知道我对灯光或照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它们的名称、用途和使用方法。我在提谷岛上唯一知道的是，我希望部落会议看起来像是完全由火光或月光照亮的。放逐者们绝不能看到一丝电光。
　　负责灯光的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工作，花了很多天竖起了一排漂亮的看上去很自然的照明灯。但是在为第一次部落会议做彩排时(让工作人员代替放逐者表演)，我知道事情不太对头。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把所有灯光全都换掉，他们目瞪口呆。布景的照明完美无缺，他们的工作完成得很好。
　　他们是对的，的确完美无缺——太完美无缺了。我知道，照明组的人已经尽其所能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但是我需要他们做的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工作。我需要他们忘掉他们所知道的传统照明方式的所有知识，而去寻找一种有明显《幸存者》特色的为部落会议照明的独创方式。要看不见电灯，要让放逐者们感觉他们是在真正的废墟里，而不是在一个布景中。
　　照明部门告诉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灯光安置在一定的地方是有原因的。把它们隐藏起来或干脆完全取消它们，却又要有足够亮的光线来拍摄高质量的电视，这是不可能的。当照明人员告诉我，我的要求不可能做到时，他们盯着我看的神情好像我是白痴。他们是照明专家，有成千上万小时的拍摄电视和电影的经验，而我(在他们眼里仍然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却在告诉他们要改变他们干自己老本行的方式。但他们的真正兴趣在于把工作做好，而不是反抗我，这是他们的才智和职业精神的体现。他们群策群力，找到了一个办法，以《幸存者》的方式来给布景照明。
　　然后到了由“绿色贝雷帽”来设定在沙滩海峡(一长条很滑的、狭窄的沙滩，距离我们举行大多数挑战活动的提谷岛海滩一英里远)的障碍跑道。美国陆军是我们的赞助者之一，“绿色贝雷帽”是从华盛顿的刘易斯堡飞来作我们顾问的，帮我们设定障碍跑道。他们一共有三个人，两位军士和一位少校。三个人都硬得跟钉子一样，不过都非常友好，工作非常努力。他们的工作是设计一条真正的军事障碍跑道，但是我担心他们会把它弄成一个纯粹的折磨身体的竞赛。那不是我所要的。障碍跑道将是各部落会合前的最后一项“免疫挑战”。它必须既是一项体力上的挑战，也是一项智力上的挑战。“绿色贝雷帽”接纳了我的意见，在跑道的半途增加了一个项目：用木头和木板搭建一座桥。这就是我想要的智力上的挑战。我自己试验了一下，同“绿色贝雷帽”及我们负责挑战项目的监制人布莱迪·康奈尔一起，调整木头的高度和木板的长度，直到我们搭出一座完美的桥来。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到了挑战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布莱迪打来的电话。他和少校正在沙滩海峡上，少校对障碍跑道很不满意。他觉得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弄出来的智力挑战不合规矩。“他不相信军队里会这么做。”布莱迪告诉我。
　　我对“绿色贝雷帽”有着至高无上的崇敬。我知道，我试图把障碍跑道改变成不是百分百的真正的“绿色贝雷帽”所认可的一种东西，在他们眼里是大错特错的。说实话，我不在乎。对我而言，重要的是一个裁剪得符合我的预想的障碍跑道，它必须和《幸存者》非常吻合。
　　接到无线电话时，我正在驶向沙滩海峡去的船上。挑战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放逐者们已经由另两艘船接往沙滩海峡去了。气温非常热，因为是正午，天空中一片云也没有，空气里透不出一丝凉风。我昨晚半宿都在和洛杉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电话。所以此时我浑身滚烫，汗流浃背，在一艘船上颠来倒去，船上还有另外十五个人以及一堆乱糟糟的视听设备，堵在中间过道上，抵着我的肋骨。说老实话，在接到布莱迪的电话时，我有点生气。
　　“不行，”这就是我对要求改动的回答。
　　“但是——”
　　“不行。我们不打算改动障碍跑道。”
　　“但是少校说——”
　　“不行。”
　　“但是——”
　　“听着，布莱迪。我们是以我的方式在做障碍跑道。讨论结束。”
　　没有回答。
　　“这是我的方式，布莱迪。明白吗？”
　　“明白了。”
　　我特别不喜欢做得那样粗鲁，但时间紧迫，而且我知道障碍跑道的智力挑战部分是《幸存者》精神的关键所在。
　　我不要一个真正的军事障碍跑道，这在“绿色贝雷帽”的眼里是不是很愚蠢？也许吧，但是挑战进展顺利，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次挑战——主要是因为有中途的考验头脑的智力挑战部分。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我在障碍跑道的有关事宜中作出的艰难抉择是以比赛的需要为出发点的。我已经懂得了，偶尔被人不喜欢是没关系的，如果最好的结果一定要以此为代价的话。有一句老话“如果每个人都喜欢你，你就是在犯错误”用在这儿很合适。长远看来，你将因为结果而被记取，而不是短暂的不受欢迎的时刻。
　　所以，了解你自己，相应地作出你的决定。即便当你觉得一个行动过程很愚蠢，你也要在心明如镜，你很可能就是那一百个人中唯一一个没有走错步子的人。
　　我们的拍摄进行到了第34天，庆祝拍摄杀青的晚会已经过去了5天，我们都在期待着飞回家去，以及忙乱的后期制作。这时，一群广告商来到岛上，要亲眼看看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我带着他们四处参观，而摄制组的成员都皮肤黝黑，光着脚丫，完全一副和岛上生活很合拍的样子。让我惊喜的是，我所创造的这个小小的亚文化环境已经变形成为这么强势，这么有渗透力的东西。我们吃、睡、呼吸的都是“幸存者”。
　　可是，来访者们因为旅行的时差，明显地厌倦这个海岛——就像我们在刚到岛上的头几天的感受。我带他们参观了摄制组的营地，给他们在海滩上安排了一顿烧烤午餐，然后带他们乘船绕海岛游了一圈。后来，广告商们观看了正在泥火山拍摄的一个挑战。那天晚上，他们回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营地吃晚饭，并浏览了第一期节目的初剪——这个节目两个月内就会播出。

　
　　我很紧张，希望他们喜欢我的节目。我们有没有实现我们当初来岛上要完成的所有目标？我们有没有作出一档电视节目，它会让人们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电视以及他们自己？尽管我作出了那么多符合内心直觉的决定，付出了那么多艰辛的劳动，当那十来个男女开始看《幸存者》时，我还是极度缺乏信心。自从我们踏上提谷岛的那一刻起，我所作的每一个决定，现在都要接受那群人的审核。他们回家后会以他们的广告费和措辞严谨的批评来给我的节目投票。
　　广告商们在该发笑的时候笑了，该害怕时神情畏惧——看起来效果不错。但是，当他们中的一个握住我的手时，我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我们一直在为之努力的结果。“我本来以为会看到《真实世界》，”他指的是那档MTV电视节目，“但是这是一部电影。”
　　另一个人附和道：“我都毛骨悚然了。”
　　现在，我已经注意到，当我的电视节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时，我周围的人就容易患上“皇帝的新衣”综合症，经常和我说我正好想听的话。我已经习惯了强忍着痛苦用一只耳朵听这些观点。而我周围聚集着另外一小群人，他们才会对我说实话，永远如此。
　　这个倾向在《幸存者》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但是，我必须相信，那两个意志坚定的广告商没必要和我说废话。他们简单的几句话是非常确定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我想接下来的收视率也证明了我的正确。
　　作出决定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你怎么生活，怎么取得你的目标，全都有赖于它，所以，无论是对是错，一定不要害怕速作决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