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要秘书的回忆
刘振德
“我还接不上头”
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后，于4月下旬回到北京。我也于5月初结束了在河北农村的四清工作回来了。
当时，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关于四清的问题，急切地想向少奇同志汇报和请教，于是稍事休息后就上班了。
我走进光美同志办公室，同她互相问候几句后，就提出向少奇同志汇报的要求。这时光美同志先关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门，怕因说话声干扰了他。然后神色异样地低声说：“少奇同志现在顾不上四清的事了。在我们出访期间，党内发生了一些问题，有的事情他也接不上头。出访前他病了一场，没有看什么文件，我也是因出访被临时叫回来的，许多文件也没有看..我们出访刚回来就匆匆赶到杭州，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少奇同志正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吧，咱们先把最近机要室送给少奇同志的所有文件，特别是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找出来看一看，选一选，以便使少奇同志能多了解点情况。”
当我从农村回来第一次给少奇同志送文件时，他看见我时只举了一下手，表示知道我回来了，又继续埋头看文件。往日久别重逢后的热情一点也没有了。
后来，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简报上，我看到了少奇同志的一段讲话：“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最近，我对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场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我还接不上头..”
当我看到《5·16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这段话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不解地问：“光美同志，《二月提纲》是怎么回事？”“那时我还在河北农村，详细过程不了解。听说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是针对今年春天学术批判中的一些问题搞的一个汇报提纲。”光美回答说。
“少奇同志看过没有？”我又问。
“是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请示毛主席同意后印发全党执行的。没想到变化这么大。这里有些文件，你拿去看看吧。”她心情沉重地说。
天哪，这还了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毛主席批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些都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啊。
在翻阅文件过程中，我发现所谓彭、罗、陆、杨的“反党问题”都与林彪有关，都因为给林彪提过意见，而且有些揭发材料来源就是出自林彪之口。
那么，林彪所攻击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我把所有文件翻了几遍，也没有看到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任何言论。难道就凭江青一句“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话，这些对林彪有意见的人，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人？难道是林彪为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必须先整倒这些对他有意见的人？我惊讶得不敢再往下想了。
5月下旬，我收到一份简报，说：田家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也是同林彪唱对台戏的。他有五个不同意：不同意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已发展到最高峰的顶峰论；不同意林彪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罕见影；不同意断章取义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认为只背语录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活的马克思主义，难道马克思主义还分活的死的？
我把这份简报送给光美同志看，她惊讶地说：“毛主席对田家英可是很信任的呀，他是主席的一个得力秘书，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又说：“林彪的那些提法，有意见的不是个别人，不少人有气，据说在中央的会议上就有争论。”
很快，在机要室和秘书室的大楼内贴出了许多批判田家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说他一贯右倾，在庐山会议时就站在彭德怀、张闻天一边了，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是牢骚满腹等等。
8月5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江青马上把田家英同刘少奇挂上了钩，说他虽给毛主席当秘书，但却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在批判田家英的同时，中央办公厅的新领导给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等也扣上了“三反分子”帽子，把1959年经少奇同志处理过的所谓非法录音问题，也变成“窃听事件”重新抖搂出来。又给杨尚昆扣了一大堆帽子，而且株连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大批不为名不为利、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机要老秘书，被赶到了“学习班”和“五七干校”。
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带着血雨腥风！
紧急选派工作组
经毛主席批准，陈伯达率领文革工作组于1966年5月31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那张大字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6月2日下午3点多，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到他办公室后，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茶几旁翻看着当天的报纸。
“报上不是登了大字报吗？”他说。
“是呀。”我答。
“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我看。”他提高声音说。
“好。”我回答后就退出来了。
工夫不大，光美同志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进门就问：“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没有呀！”我答道。
她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我还以为这是中央开会定了的。”我用常规的方法去推测。
我顺便问她：“少奇同志刚才说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他看，是不是指这张大字报的事？”
她说：“主要是那张大字报发表后各方面的反映。这几天各大报纸都在连续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凡是这方面的材料及时送他看就是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没几天，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几天之后，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陆续送来了请示报告和大量情况简报，内容都是那张大字报和两篇社论发表后在各大专院校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
少奇同志在中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学校的党组织对运动要加以引导，不能放任自流，领导人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观察动态，及时报告。”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少奇同志的想象。陈伯达掌握中央的舆论工具后，大肆煽动造反和夺权。各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开声讨会，形势十分紧张。
在此情况下，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拟定了八条指示，其中有：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等。但所有这些限制都已控制不住局势了。
这时，许多学校的学生包括大多数领导都纷纷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立即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
少奇同志的几个孩子回到家里，也说他们所在的学校“开锅了”、“乱套了”，问少奇同志：“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去？这样光是学生在那里乱哄哄，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大家也学习不下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少奇同志平静地回答着儿女们。
此后不久，中央一些部门又以特急文件请示中央怎么办。少奇同志压力很大。他对我说：“我准备去向毛主席汇报当前的运动情况，你问一下中央办公厅，看毛主席是不是还在杭州。”
我问清楚后，第二天少奇和小平同志就乘飞机去了杭州。
光美同志回来后对我说：“少奇同志本来想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领导运动，毛主席说他暂时还不准备回来，请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在此期间，局势再次告急。所有学校的领导人都受到了冲击。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学校设立什么“斗鬼台”，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学生被打伤、打死和自杀的事不断发生。许多受害者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赶快派人下去调查。有的人在信中说：“他（她）受到了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这种事在封建社会也属罕见，士可杀不可辱呀！”有的人在自杀前留下条子说，这是多么痛苦的时刻。有的人间这是文化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打击知识分子，国家不会得到好处的。但愿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
少奇同志从杭州回来后，废寝忘食地看了许多材料，听了几个部门的汇报，然后列出一个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名单，由我逐个通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名单中除了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外，还有中央主要部门的领导人。开会时，到会人多时就在怀仁堂开，人少时就在少奇同志的会议室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
会议期间，我还不断收到各省市发来的特急电报，有的我就直接送到会议室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到就看。一次，我将陕西省委发来的关于西安交大告急的电报送给少奇同志后，他立即向大家念了全文。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下来的。因为情况十分紧急，中央和各地的一些部门昼夜不停地选拔干部，临时组成工作组，迅速进入各大中学校。少奇同志将派工作组之事，电告了在杭州的毛主席，而且还作了公开报道。后来传说，刘、邓派工作组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回到北京才知道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别有用心的。6月18日，北大发生了40多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乱打乱斗的恶性事件。北大工作组及时进行了处理。少奇同志看了这个简报后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并以中央的名义把简报和批语转发全国。后来，江青诬蔑转发简报这件事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样一来，正确的变成了错误的，非法的乱打乱斗行为就成了合法的革命行为了。这些都为后来更加残酷的斗争开了绿灯。
毛泽东批评派遣工作组
7月中旬的一天，少奇同志召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和学主代表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大家汇报后，少奇同志谈了他的设想。他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各级干部中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大革命成为一次更好的机会..”
他还说：“现在下面要求中央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以便有所遵循。我看这个事要做，但有的规定不宜过早，要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而定。有的现在就是明确的，如北大工作组的那几条，还有中央的那个八条。凡打人、骂人、侮辱人、搞逼供信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由于工作组的选派工作很仓促，临时组成的班子匆忙上阵，再加上上面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工作组的工作很难开展。他们大都是按照老框框，求稳怕乱，按部就班，这就和江青、陈伯达煽起的造反精神发生了冲突，于是他们就抓住工作组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挑动一些人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警卫局通知说，毛主席已回到北京。我马上报告了少奇同志。
“立即要车，我向毛主席汇报去。”他急切地说。
但时间不长，少奇同志又乘车回来了。卫士告诉我：“主席休息了，何时去汇报等候通知。”
毛主席回京后的第7天，即7月24日，我先是接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的通知，后又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的电话通知，都是请少奇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的事。
少奇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他盼来的他等到的不是毛主席的支持，而是对他和******的强烈不满。在这次汇报会和以后的会议上，毛主席连续严厉批评派工作组的问题。说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冷冷清清很难过”。“学校把大门都关起来了”。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统统驱逐之”。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利用毛主席的讲话大做文章，继而兴风作浪，煽妖风点鬼火，把斗争矛头公开指向了刘少奇和******。
7月29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总理、小平等同志在会上讲了活，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的决定，宣布撤出所有工作组。
不会游泳的鱼
我快乐 我自在 因为我不在水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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