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 本书背景大事记
◇ 卷首语
◇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王光美谈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 最后的留言——王光美同志谈起和少奇同志最后分离的情景。
◇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
◇ 机要秘书的回忆
◇ 最后一次见父亲
◇ 刘少奇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
◇ “打倒刘邓”的反革命口号是怎样出笼的
◇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厄运
◇ “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 最后的27天
◇ 查寻刘少奇骨灰经过
◇ 日记三则——迎送、散撒刘少奇骨灰纪实
◇ 天公挥泪——刘少奇骨灰海葬追忆
◇ 刘少奇在1966—1969
◇ 后记

好，继续！

附录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批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

　　（一）所谓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第一，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写给江青的亲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扬（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分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扬之妻）。李治安（刘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

　　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认定为“投降”。“背叛”的唯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扬、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证明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最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历史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竟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犊）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一九五三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一月二十六日）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于一月二十九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杀人灭口”的问题。

　　（二）所谓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

　　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1.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2.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3.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

　　4.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复查，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或是诬陷，或是虚构，不能成立。第一，“四·三”惨案问题。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制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颠倒是非，把这些当时见报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蓄意歪曲历史。

　　第二，所谓“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以及“向陈公博献策”的问题。这一条，出自了觉群（当时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一九二八年被捕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一人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并无其他证据。经查对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护”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丁四次翻供和申述，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我揭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下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就是在这之后，按照原专案组的提示编造的，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煮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由此可以完全证明，丁觉群的口供是被迫编造的。又据调查，这个一名组长、一名组员（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当然刘少奇同志被指定为小组长是虚构的。这也证明，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是捏造的。第三，调动武汉工会干部问题。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党中央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好活动”，是十分荒谬的。

　　第四，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个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显然是栽赃诬陷。

　　第五，是否有所谓“苦肉计”，即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的问题。

　　1.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壁）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3.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申报）；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法。今晚军队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庸报）。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从上述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相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至于所谓假逮捕的“苦肉计”之说，其唯一来源是前面提到的丁觉群的那份虚构的“书面交代”。（据丁交代：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一封密信，要丁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逮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可是，大量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既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滥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第六，所谓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伺题，原审查报告仍是以下觉群编造的那份“书面交代”为依据，别无任何旁证。而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等人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从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还曾经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往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三）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他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等。经复查，这些“罪名”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第一，原专案组认定刘少奇同志在沈阳“被捕叛变”，主要是根据孟用潜（当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同时被捕）、刘多荃（当时是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二人的交代材料。现已查明，孟用潜同志早在刘少奇问题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他在被关押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上报），纠正了原来在逼供情况下编造的假交代。刘多荃的材料也完全是虚构的。经查对原专案组案卷记录，刘多荃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说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的关于‘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人案，和同年八月以前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部过程。原审查报告，把刘多荃被逼虚构的证词，作为刘少奇同志“叛变”的根据，是毫无道理的。第二，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含糊不清，除一份是“听（别人）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这些“知情人”中，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徐廉奎（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关庆云（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丁基实（即丁君羊，在孟用潜同志调离后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后脱党）、刘青第（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和陈元祯（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三人，都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同。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揭发（由他三儿媳代笔）说：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二月间，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胁说，“你在（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我睡觉..实在受不了”。后来又换来另一个人，“对我说，那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几个字，不会写字，未让313我看，只念给我听一下，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前不久）..把我带到吉林军区监护了起来”，起初“听说开完‘九大’了让我回家”，可是“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专案人员如何搞逼供信和弄虚作假，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除了以上虚构的证词已被否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并无任何叛变行为。

　　（1）现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工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的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廖如愿（当时任满洲省委秘书长）也证明：“刘、孟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刘、孟“没有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集中意志对警察局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2）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同志（当时均在满洲党、团省委及所属组织工作，是真正了解情况的）也都证明，刘、孟被捕后，他们所知道的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等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波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人所共知的，原审查报告说由于刘少奇同志被捕，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杀，这完全是捏造的。

　　（3）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党的历史档案（一九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敌伪档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上述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是由于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党、团省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许多同志因而被捕）。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4）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多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同志判决“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饶漱石（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王广恩（原奉天纱厂一协理）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明材料。总之，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没有暴露政治身分，没有损害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关押半个多315月后，因案情不重，证据不足，即取保释放，继续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同志“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卖”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名”。

　　（四）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

　　原审查报告在以上三个问题之外，还列举了刘少奇同志的七项“反革命罪行”。经复查，这些“罪行”也都不能成立。

　　（1）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问题，已由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发75号文件予以否定。（2）一九三六年“勾结”蒋介石、陈立夫等，“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问题。刘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于一九三六年初派人同南京国民党代表谈判联合抗日，是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谈判过程和结果，党中央完全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同蒋介石、陈立夫的阴谋勾结。（3）“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大力开展对敌伪政权上层分子的联络工作”的指示，曾派军部工作人员冯少白同志，利用亲戚关系，四次进入敌占区，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活动。冯于一九四一年第一次去敌区，在接受陈毅同志交给的任务后，行前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以后冯再次去敌区时，刘少奇同志已离开新四军回延安。原审查报告把这件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刘少奇同志“派遣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做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是蓄意篡改情节，颠倒是非。原中央专案组已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给冯少白同志复查平反，撤销了原来诬称他是“投敌叛变分子”的结论。

　　（4）“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命令和社论中，已经指出国内形势的发展，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底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和二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民主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后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少奇同志也是同党中央一起改变了上述估计。对这件事，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用自我批评精神，代表中央总结过经验教训。本来，这是历史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原审查报告又把它翻出来，作为刘少奇同志个人的罪名，是有意的陷害。（5）通过孟用潜同司徒雷登“勾结”的问题。这是原专案组将孟用潜同志当作“相当大的美国特务”进行审讯时，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据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证明，并无其事。（6）“同美特王光美结合”的问题。这是妄加的罪名。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复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对王光美同志的历史已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的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7）派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供给情报的问题。一九五三年317香港的某特情提供假情报说：王光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香港所属特务在大陆的重要情报来源。经公安部立案审查，已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查明原情报是蒋特的反间计，即决定撤销对王光倚同志的怀疑。原专案组没有任何根据，即否定公安部早已销案的事实，仍依据原来的假情报给王光倚同志定罪，并说王是刘少奇同志派遣的，纯属政治陷害。（五）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原审查报告还认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犯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实践证明，建国以后十六年，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样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这期间，尽管我们党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刘少奇同志也犯过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外事活动方面，刘少奇同志一向是按照党的对外工作方针、路线行事的，所谓“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纯系罗织“罪名”。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

　　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作如下决议：

　　（一）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三）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本书背景大事记


　　1965年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攻击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并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在会上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诬陷他“篡军反党”。罗瑞卿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

　　1966年

　　2月3日彭真召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研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议讨论形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64年7月成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彭真任组长。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陆定一等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

　　2月12日中共中央将《二月提纲》转发全党。

　　2月28日刘少奇、周恩来、******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随后举行了两党会谈。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3月22日刘少奇和夫人工光美离开北京出访亚洲3国，抵达乌鲁木齐。

　　3月26日至31日刘少奇等在巴基斯坦访问，然后回国在新疆和田休息。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

　　4月4日至8日刘少奇等访问阿富汗，然后返回乌鲁木齐，11日抵达昆明。

　　4月10日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4月15日至16日刘少奇等访问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

　　4月17日至19日刘少奇等访问缅甸，19日回到云南昆明。

　　4月下旬刘少奇离昆明抵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16日，会议通过了在会前由陈伯达等人起草并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粹等7人在校内贴出题

　　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到北京大学秘密策划的结果。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研究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得到毛泽东同意。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由陈伯达任组长，驻北京大学工作组由张承先任组长。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晚间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样等7人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聂元粹等7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群众起来摧毁“黑帮”。

　　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李雪峰汇报了当前北京市运动的情况，提出准备向学校布置的“游行不要上街”、“不准打人污蔑人”等8条要求，并提议向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会议讨论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工作组，向各学校传达贯彻8条要求。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

　　接领导。报纸同时发表经毛泽东批准的新市委决定：派出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煽动青年起来造反。

　　6月9日至12日刘少奇、周恩来、******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实际上全国高等学校从此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

　　6月16日至7月1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国。

　　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人背着工作组，擅自组织揪斗四十多名干部、群众，并有戴高帽、殴打、罚跪等武斗行为。工作组发现后给予坚决制止。

　　6月20日刘少奇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批转全国。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

　　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6月30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稿，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经毛泽东复信同意，《通知》于7月2日发出。

　　7月8日毛泽东写了致江青的一封信，其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18日回到北京。7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28日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月29日北京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了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并说这次运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此后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9月16日康生致函毛泽东，利用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

　　出狱一事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指名攻击刘少奇、******。23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查。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林彪在会上攻击刘少奇、******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组织力量打倒刘少奇。同日，王光美专案组成立。

　　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授意，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

　　196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攻击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陶铸被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突然打倒。同日，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

　　1月6日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1月上中旬在中央文革小组怂恿下，造反派连续到刘少奇住处骚扰，并几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1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向毛泽东提出辞职。

　　2月11日、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有关会议上，痛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乱党乱军罪行，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这次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在从历史到现实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诬蔑攻击刘少奇、******。

　　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把1936至1937年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随后，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恶风。

　　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诬蔑攻击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从此开始，全国掀起批判和打倒刘少奇的狂潮。与此同时，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将“王光美专案组”变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关押一批无辜者并对他们刑讯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刘少奇在不同场台用多种方式提出申诉，阐明事实真相，被置之不理。

　　4月10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了号称30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领导干部也被揪到台上陪斗。

　　4月12日至18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先后讲话，罗织罪名批判刘少奇。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趁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外地之机，组织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同时抄了他们的家。从这天起，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一些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成立所谓“揪刘火线”，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扬言“要刘少奇滚出中南海”。这一闹剧一直持续到8月初。

　　8月5日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号称有百万人参加的

　　声讨刘少奇大会。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布置在中南海内分别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卓琳夫妇，陶铸、曾志夫妇。

　　8月21日哈尔滨铁路局图书管理员郭维彬在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央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郭维彬因此被捕人狱。在此前后，全国各地有不少干部、群众对打倒刘少奇想不通，公开为刘少奇鸣不平，但均遭到残酷打击和镇压。

　　9月13日王光美被捕，先被关押在住所后院，后转秦城监狱。

　　1968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在新的一年中，战略目标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批示中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全国由此造成一个由群众组织清查干部历史的运动，大批干部遭到诬陷迫害。

　　2月26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5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文中毫无根据地称：“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党内头号的走资派，就是多次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脚下的可耻叛徒。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以及陶铸、彭德怀、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等，都是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7月下旬至8月康主制造了诬陷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诬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的名单，把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将近半数的全国政协常委，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特务嫌疑”，其中包括22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4位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7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4位国务院副总理，6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11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这些被诬陷的人先后受到追害。

　　9月16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江青操纵下整理出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71％。原97名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地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多。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造成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在表决通过决议时，中央委员陈少敏不畏高压，没有举手。

　　10月14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中捏造了所谓刘少奇的“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此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所谓“革命大批判”文章，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968年，刘少奇被继续单独关押，从年初起陆续发主多种疾病。

　　1969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69年将取得全面胜利。

　　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政治报告。这次大会使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和不少追随者进入中央领导机构。

　　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高级干部和重要审查对象被疏散到外地。17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秘密送往河南开封继续关押。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终年71岁。

　　1969年以后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复查刘少奇一案。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致悼同。19日，遵照刘少奇生前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大海里。

卷首语


　　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译东同志、周思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录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

　　前中共中央副主席、申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买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容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室错误和不能成宜的。林彪、“四人帮”一仪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莫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

　　——一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王光美谈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文汇报记者

　　王光美同志最近一段时期特别忙，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要找她的人是那样多，我们一直担心她会不得已而婉言谢绝，因此去看她前是颇踌躇了一阵的。

　　但当和她联系后，却得到了分外热情的回答。她说，少奇同志年轻时曾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新中国建立后，又多次到上海，对上海的发展和建设一直是十分关心的，上海的同志要她谈谈少奇同志，怎能不见呢？无论怎样忙，哪怕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是要见的！

　　王光美同志1979年7月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主要负责国内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现在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北京新建的一座公寓大楼里。她的居室并不大，陈设也很简朴。客厅里有几个沙发，书房里放一张写字台、两把藤椅、一个书橱、一个文件橱，就再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了。书房一角的地上，堆了高高的几叠文件，这是新近送回的一些过去抄去的东西，她还来不及整理。但在这些东西中，她也发现了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少奇同志过去干地下工作时，用各种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过去她怎么也收不齐，有些笔名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性的搜寻“罪证”，都夹在一起送回来了！

　　但在居室环境中，最引我们注目的，莫过于挂在客厅墙上少奇同志的那张照片了！

　　这是一张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侧面照。寂静的夜里，只有些许白发的少奇同志正在台灯下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台上散放着文件，堆着几叠书报。左面有一个茶杯，右面雕花玻璃瓶里插满了盛开的迎春和海棠。这是一张色调柔和、意境很高的可以令人产生许多联想的生活照。王光美同志非常珍惜这张照片。她说，这是50年代初期她自己拍的，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当时她看见这种情景，颇有所感，没有惊动少奇同志，就利用台上那盏台灯的自然光拍了下来。因为是自己拍的一个真实的历史镜头，再加上是劫后幸存的一份纪念，所以就更加觉得可贵了。她说，照片中的那只一位外国大使夫人送给她的雕花玻璃瓶已不复可寻，只有那只景德镇烧制的细瓷茶杯还在。每当看见这些，她就感到少奇同志依然还活着，依然在她身边！

最后的留言——王光美同志谈起和少奇同志最后分离的情景。


　　那是1967年7月18日。那天在中南海召开了所谓的“批斗会”，同时抄了家，会后就把她和少奇同志分别隔离起来。对于这次突然袭击，他们思想上事先已有点准备，种种迹象使他们预感到会出现某种更大的灾难。但绝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们的永别。她说，事前，少奇同志一直很镇定，曾对她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少奇同志和她永诀的话语，也是她亲耳听见的少奇同志最后的留言！

　　王光美同志的语音里带着悲愤，但却是充满信心的。她说，多少年来，少奇同志的这句话始终在她耳边回响。是对党、对人民坚定不移的

　　信念，是少奇同志的这句话，成了鼓舞她活下去的力量。她说，从那以后，直到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恢复自由，她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12年的时光。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她总感到少奇同志在伴随着她，鼓舞着她，要她经受考验，要她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革命，要她无论经受怎样的艰难曲折和迫害，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同志和她分开以后，于1968年在看管中得了肺炎，逐渐卧床不起。过去，少奇同志的生活都由她照料，现在无人敢再会过问了。虽然也曾经进行过一些治疗，但那是为了要在1969年4月九大开幕时留个活靶子。1969年9月林彪的所谓一号通令下达后，10月里，少奇同志就在重病中，光着身子被卷在一床被子里，运会开封“监护”。这年11月12日，71足岁尚差12天的少奇同志就在开封被活活折磨得咽了最后一口气。谈起这些，王光美同志的声音低了下来，她的眼里闪着泪光。她不愿多谈细节，我们也不忍心多问，去让那些悲痛的回忆再度刺伤她的感情！

　　王光美同志也不愿多谈她个人的遭遇。她说，这不是她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她一家的问题。党中央已正式给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了。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啊！这是给真正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给民主革命时期白区的地下工作恢复名誉，给因少奇同志而受株连的千千万万干部恢复名誉，她个人的遭遇算得了什么！

　　对《论修养》身体力行

　　王光美同志今年59岁，头上已有稀疏的白发。从1948年和少奇同志结婚，到1967年7月中旬永别，她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了整整20个年头，其中19年是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作为一个伴侣和在身边工作的人，她对少奇同志是理解入微的。

　　她说，要她来谈谈少奇同志是怎样一个人，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不是欺人之谈。他自己是身体力行，努力照这本书中所说的去做。也许可以用1963年少奇同志对雷锋同志题词中“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这句话来概括，少奇同志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员。

　　1939年少奇同志写的、后来在1962年又作了修订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党的建设中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王光美同志还特地把少奇同志在1939年用毛笔写在六张绵纸上的这本书的讲演提纲给记者看。这也是现在留存下来的关于这本书的最早的手稿。对于共产党人在政治、理论和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养，革命导师历来是十分重视的。1874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的序言中，曾经赞扬德国工人是“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深入论述了理论修养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造成革命事业失败的经验教训；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也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大

　　大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少奇同志的这本书，就是在革命导师强调理论修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革命实践”，认为“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书中提到，任何时候，每一个党员都应该以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

　　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对待同志要“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要“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走不了的”

　　王光美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最严峻的时刻，少奇同志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忍辱负重，一切困难，一切责任，自己首先承担起来。开初，他确确实实是想接受批评的。他曾表示，这次听到了多年听不到的批评，尽管言词尖刻些，过火些，只要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将来对工作会有好处，可以使自己更接近人民。但后来的发展，已经不是什么批评，而是造谣、污蔑，是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看到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攻击、伤害，国家机构瘫痪，少奇同志真是忧心如焚。一再表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一切责任由他负，不要怪罪下面，并向中央提出，他愿意辞去国家主席和其他一切职务，接受批评和处分，希望因此能解脱广大干部，让他们赶快出来工作。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真心实意地作了检查，主动承担一切责任，反复强调“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也是这样表示的。有一次在所谓的“批判会”上，一伙人搞突然袭击，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帮子人冲上前去责问他为何不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明确地回答说：“我是主要负责的，你们要打倒，就打倒我！”

　　1966年10月，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曾特地将发言稿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阅后，作了批示，说少奇同志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很好，后半部分尤其好。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陈伯达、江青一伙就把这个检查捅了出去，但却把毛主席的批示扣了下来。当时的许多小报就集中火力“批判”这个检查，说是什么“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是什么“大而黑的保护伞”等等。王光美同志说，当时她激于义愤，在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上答辩说，少奇同志的检查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毛主席是满意的。但第二天，小报就攻击她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还说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篡党夺权”。

　　针对这一点，1967年7月9日，少奇同志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员工的一份检查中，义正辞严他说：“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这一下可又捅了马蜂窝，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击新反扑”的“围剿”热潮。

　　在那些恶浪翻滚、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是经常由王光美同志陪着出去看大字报的。少奇同志非常实事求是，他曾表示“欢迎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多厉害都不怕”。而对于那些诬陷造谣之词，他是深恶痛绝的。他曾愤慨地说：“国民党骂了我多少年，也没敢用这样的语言。”特别是当他看到江青一伙搞的大字报，竭尽其造谣污蔑之能事，完全歪曲、否定20年代他在安源工作的情况，甚至说成是他的“罪行”时，他非常生气，但事后却平静地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应该说，在那法制横遭践踏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最痛苦的，是看见许多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遭受伤害而不能置一词。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一位深知干部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却不能为下属说一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是怎样

　　绞心的痛苦啊！王光美同志说，在那段时期，少奇同志常常表示，他受些委屈不要紧，只要广大干部能保全下来就行了。但这只能是主观的善良愿望。少奇同志为谁说了话，谁只有更倒霉，株连就更深。别的不讲，1966年6月里，少奇同志路经上海，在上海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临走时，少奇同志称赞了上海市委的工作，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贴市委的大字报不多，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望的。”但后来，这恰如其分的评价，却成了上海市委的一大“罪状”，成了“砸烂上海市委”的一块砖头，许多同志被戴上了“刘少奇的黑爪牙”、“刘少奇的党员”、“刘少奇的干部”等等帽子。

　　在那段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期，一向寡言的少奇同志就更沉默了。他常常独自在室内踱步沉思。沉思，是少奇同志在长期斗争中所养成的习惯。每逢重大的决策，少奇同志总是镇静自如地思索着。但这段时期的沉思，却与往常不一样，常常是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焦虑和不安，有时竟彻夜不眠。人显著地消瘦下去。

　　当然，对一些熟知的干部，少奇同志也并不是全无一词。1967年初春，上海召开了对陈丕显等同志的所谓“电视斗争大会”。小报上写得沸沸扬扬，一派胡言，说什么“上海市委秉承刘少奇的黑意旨”，宣扬“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工业党’、‘农业党’、‘福利党’吗？”等等。王光美同志把小报上写的告诉了少奇同志，并问他：“这样搞法，陈丕显同志会服气吗？”少奇同志笑了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阿丕呀，不会服气的！”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对记者说：“哦，去年我碰见陈丕显同志，还忘了告诉他这件事。少奇同志对于部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

　　对于上海人民来说，恐怕许多人都还记得，解放后少奇同志第一次在上海公开场合出现，和上海人民见面的情景。

　　那是1957年4月下旬，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少奇同志穿着一套普通的黑色呢制服，到龙华机场迎接外宾，接着站在敞篷汽车上，迎着春雨和花瓣，同上海100万欢迎群众见面。少奇同志当时虽已59岁了，但看上去是那样健康，那样神采奕奕，像个四十几岁的人。在以后几天的活动里，无论是在宴会上，在2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在申新九厂或少年宫里，少奇同志那简短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讲话，那谦逊朴素、平易近人的风度，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最后一天，在飞机场和采访的记者道别时，主动和记者们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再见，再见！”那亲切。安详的眼光，更令人难忘。

　　当记者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些往事时，她深有所感地说，少奇同志对上海是很有感情的，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地方。

　　1920年，22岁的少奇同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更好地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这年秋冬之际，他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留苏预备班学习俄文，翌年赴苏留学。1922年他又回到上海参加工人运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职。以后他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任工会主任，使安源工会成为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最坚实和持久的核心之一。以后，他来往于广州、安源间。1925年，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到上海和李立三。蔡和森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五卅运动”，并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从湖北口到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6月第二次赴苏，回国后又到上海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工作。1932年，少奇同志到江西中央苏区，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至于解放后，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更是经常到上海。他关心上海的人民，关心上海的建设，为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高兴，对上海城市建设的规模、布局、方针、环境保护以及如何建立卫星城镇、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等，都作过具体的指示。他反复告诉上海市委的同志，上海城市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要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要为孩子着想，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坑害后代”，“要有长远打算，不要像一些水利工程那样，挖了填，填了挖”。1965年秋天，少奇同志在上海开会、视察，从当时国民经济恢复、繁荣的情况，再一次满怀激情地展望了未来。王光美同志说，她听见少奇同志在火车里就各方面的问题对陈丕显同志谈了许多。1966年1月少奇同志又对家人和工作人员说：“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跟同志们一起干，一定可以把中国搞得更好！”

　　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沉默了。她悲痛地说：“并不是少奇同志没有10年好活，而是一场浩劫夺去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动员了40万人，查阅了400万卷敌伪档案，但从未向少奇同志当面核对或查证过一件事。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就采用法西斯手段，制造假证，罗织罪名，对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造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最后，王光美同志谈到了少奇同志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她说，少奇同志平时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一向严于律已，经常要求家人与人民同甘苦。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少奇同志要孩子们在学校吃饭。当时孩子们要回家来吃，是完全有条件的。但他却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等将来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了。”他告诫孩子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人民将来会信任他们的。他说：“只有全国人民的孩子幸福了，我的孩子才能有幸福。”

　　1961年，少奇同志到湖南视察，看见老家宁乡给他修整了旧居，供人参观。他说：“群众住房这样困难，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怎能把自己住过的房子空起来？”他当时就让把旧居分给群众住。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恢复名誉后，也希望不要搞什么故居修复，住在里面的居民仍旧应该让他们住下去！

　　访问结束时，我们问王光美同志，她是否打算写本回忆少奇同志的书？她说，过去曾收集过一些材料，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回来，但目前实在太忙，这要等以后退休了再说。她说，她不断收到许多热情的来信，除了对她表示慰问外，还对少奇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她衷心感谢大家对她的好意，同时这也证明，在人民的心里，早已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五中全会庄严地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正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1980年5月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


　　刘平平　刘源　刘亭亭

　　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我们的妈妈——王光美同志结束了12年的囚徒生活，回到了我们身边。

　　胜利的花，希望的花，终于盛开了！那是1979年的春节，我们簇拥着妈妈，随着欢庆的人群，走进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当人们看到妈妈就在他们身边时，都欢笑着走过来和妈妈握手，多少人和妈妈紧紧拥抱，又有多少人拉着妈妈的手失声痛哭..多少深情，多少悲喜交织在一起。妈妈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说完，妈妈向人群深深鞠了

　　一躬，更多的人跑了过来：

　　“他来了吗？”

　　“他在哪里？”

　　“我们怀念他！”

　　霎时，人群拥了过来，妈妈被挤到台上，又从台上被挤下来，她虽被挤得东倒西歪，但她泛红的脸上露着笑容，这是胜利的笑容。

　　妈妈是看到胜利的人，她看到人民心中的鲜花在向着他——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同志开放了。胜利的花朵，在血和泪的浸润中含苞，在冰刀霜剑中吐蕊，在风和日暖的年代怒放。可惜，爸爸没有来。他的主命被夺走了，但无法把他从人民心里夺走。爸爸生生死死，都与人民同在，他以自己的生命滋润了这绚丽的春天。

　　一

　　多年来，爸爸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和国家日常工作，日夜为党和国家操劳着..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6月1日，康主、陈伯达一伙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爸爸和小平叔叔，背着政治局，将他们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立即在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学校党委和支部都瘫痪了。这股风暴很快波及全国。我们几个孩子那时正在中学读书，对突然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不可理解。回到家里，就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总是仔细地听着，偶尔也提出一些问题启发我们思考。当时群众的热情虽高，但谁都不知道运动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对革命的对象和目的更感到不明白。6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6月4日，由北京新市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许许多多学生听说后，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门口，都要求派工作组，希望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我们回到家，也几次代表学校师生要求爸爸批准派工作组。爸爸很慎重，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这一时期，毛主席远在杭州，爸爸多次给毛主席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曾

　　得到明确的回复。运动的情况一无比一天恶化，几乎所有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出格。有的学校打死了人，也有因不理解而自杀的。形势逼人，不能再举棋不定地等待下去了。那天，我们从学校回来，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了，只留下了一封长信。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和小平叔叔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委托爸爸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爸爸乘飞机赶回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都是临时组成的，匆忙上阵，没有经验。爸爸也在摸索对运动的领导。7月中旬，爸爸曾两次提出要见见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爸爸在听取汇报后，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爸爸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还是尽力引导群众前进。爸爸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爸爸还向大家描述了他对运动的设想，他说：“文化革命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你们学生对学校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这就是斗争嘛，但不能动手打人。8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我们领导了人民几十年，让人家批评我们几个月还不行吗？到9月，就转入扎扎实实地‘改’的阶段。12月底，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最后，他按照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理解，向我们讲述这次运动的目的，说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改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爸爸的一席话，对我们和同学们震动很大。那时，“打倒一切”的思潮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性，似乎革命就是打倒某些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根本没想到要把“黑帮”地富反坏统统改造过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爸爸的话廓清了我们头脑中幼稚和糊涂的思想，使我们明确了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乱冲乱斗，激化矛盾，而是教育改造所有的人，爸爸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应有什么样的伟大胸怀。他对文化大革命寄托的美好的希望，多么使我们神往啊。

　　爸爸总想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和党的传统经验来引导。然而，他不知道，他正好踏进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圈套。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煽起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对立的两派。形势错综复杂，难以驾驭。爸爸担心地对我们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二

　　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7月18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批评爸爸和小平叔叔。7月29日，爸爸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讲到对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不要揪住工作组不放，要保护少数。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爸爸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爸爸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作为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从来是按照党性原则来生活的。在之后三年多非人的折磨和极度痛苦中，爸爸始终都遵守着自己的保证，直到最后一息。

　　中央会议上的事情，我们几个孩子在当时是不知道的。记得在8月上旬，14岁的亭亭从学校回家，路上碰到蔡畅妈妈。蔡妈妈亲了亲亭亭问：“你妈妈好吗？”亭亭高兴地回答，“妈妈挺好，她正在清华大学为大家卖饭呢。”“傻孩子，你什么都不懂。”蔡妈妈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摸摸亭亭的小脸蛋，扭过脸去，依依不舍地走了。

　　8月的一天，晚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坐在桌边等候爸爸的到来。大一点的孩子，隐隐约约地听说爸爸犯了错误，心情忐忑不安。我们注视着爸爸健步而入。他的神态是那样地安详、坦然，像往常吃饭时的情景一样，一边吃饭，一边思考着国家大事。在饭桌上谁也没讲话。爸爸吃完了饭，就站了起来。我们所有眼睛都紧紧地盯着他。爸爸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心意，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罢微微笑了笑，回办公室去了。这时，大家极力忍住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工作人员也都潸然泪下..

　　过去，爸爸主持中央工作时，除了召集中央生活会征求领导同志对他的意见外，也曾多次召集身边工作的同志和孩子们开会，让大家给他提批评意见。在这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爸爸几次召集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开批评会。他总是诚恳地请求大家给他提意见：“文化革命刚开始，我工作太忙，没有机会听大家的意见。现在，我希望大家坦率地谈出来，会有利于我将来更好地去工作。”一位老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很忙，但一有空就参加我们支部的活动。我们在这里好多年了，你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生活简朴，这些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也都努力工作，为了让你能力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说着说着，声音也哽咽了，又加上了一句：“你可不能只顾拉车，不着道儿啊！”有的同志说：“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爸爸只是耐心地倾听，从不辩解，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抽着烟，边听边思索。有一次，爸爸坦率地说：“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然而，爸爸是永远不会跟上的。刚正、善良的爸爸，怎么能知道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险恶居心呢？他又怎么能理解这个被林彪、江青之流阴谋操纵的运动，跟上它的形势呢？

　　三

　　“八·一八”林彪天安门讲话后，红卫兵的浪潮席卷北京，席卷全国，也波及到我们家里。红卫兵破“四旧”，我们回到家里也破“四旧”。红卫兵抄家，我们也跟着抄了几次家。回来还津津有味地议论着抄出什么，满以为是“革命行动”呢！爸爸这时已经“靠边站”了，但他仍密切关心着运动的发展。一次，在饭桌上，平平和源源又议论着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爸爸立即劝止说：“不要去。”饭后，爸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我们叫到他身边，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入。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爸爸的话，使我们感到宪法的神圣。我们不再去抄家了，许多同学也被我们劝阻住了。十几年来，我们最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件事。而爸爸处在那样困难的境地，还时刻关心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的尊严。爸爸教诲我们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9月到11月，我们都出外串连去了。在外地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批判爸爸检查的大字报，言同激烈，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匆匆赶回家。回京后才知道，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爸爸作了检查。毛主席对爸爸的检查给予肯定的评价，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可是，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时，只印发了爸爸的检查，却被“文革小组”删去了毛主席的批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爸爸的“检查”成了靶子，在全国掀起了“批刘高潮”。调门之高，超出想象。对那些牵强附会、武断专横的指责，爸爸丝毫不以为意，因为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深知它的虚妄。爸爸曾郑重地对妈妈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他也看出孩子们的不安，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对我的批判要持续几个月。”

　　然而，爸爸又估计错了。林彪、江青之流并不进行什么严肃的原则争论，他们所擅长的不过是玩弄阴谋诡计，只要能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都是“正当”的。“批刘高潮”不仅是针对爸爸个人，而是波及全党的大阴谋。他们绝不会终止这种阴谋。

　　一天，爸爸像往常一样在中南海院内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使他愣住了。这张大字报以尖刻的语言攻击了蔡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因为她们看到一位阿姨被剃了阴阳头后，禁不住伤心地流下眼泪，面对大字报上的恶毒的辱骂，爸爸伫立在那里，凝视着。我们看着爸爸的眼睛，想起有位老妈妈曾对我们讲过，在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爸爸特别关心老大姐们的安全，几次专门派入去看望，落实撤退的情况。从我们记事起，就看到爸爸格外地尊重老大姐们。每逢他一看见大姐走来，总是远远地迎上去，问寒问暖。他曾对我们说过：这些老妈妈有的走过雪山、草地，有的坐过老虎凳，她们比男同志更不容易。..而眼前，有人竟连这些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大姐也不放过，对她们进行人格侮辱，这是在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啊，怎么会发生如此野蛮的事情！？爸爸双拳攥得紧紧的，仿佛在自语：“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他双脚像钉在那里似的，很久很久不肯离去，寒风吹乱了他的白发..狂风暴雨在继续。就在中南海大院内，居然就有人胆敢贴出大字报，恶毒诬蔑朱爹爹（朱德同志）是“黑司令”。“大军阀”。爸爸愤怒了。几十年来，爸爸亲眼看到朱爹爹南征北战、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光荣，是我们军队的象征。这一伙人把我们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诬蔑为“黑司令”，究竟想把党置于何地？

　　局势是严重的。身为国家主席，如果容忍这种现象，那就是不可原谅的

　　失职。可是当时爸爸所处的境地，已经无能为力。一连几天，爸爸神情严峻，忧心如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爸爸找了周伯伯说，为了尽早结束运动，使广大干部兔受这么大的冲击，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总理又能说什么呢？他也是在同样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周伯伯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幼稚而年轻的我们得知爸爸的这些打算，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前，我们听说爸爸“犯了错误”，感到难受、委屈；如今，我们透过政治斗争的风雨，看到了爸爸那颗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赤热的心，爸爸在我们心目中更加高大了。在激浪翻天的日子里，最能现出人们灵魂的美与丑。

　　四

　　就在爸爸考虑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凭借着权力，还乞灵于诽谤，把黄浦滩上流氓无赖的惯伎也使出来了。12月底，江青窜到清华大学扬言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进一步把爸爸搞臭，还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了许多流言。大量无耻下流、造谣中伤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充斥街头。随之，又一次在全国范围掀起“批刘”的恶浪。以谎言做武器，意味着政治上的堕落。他们就是这样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把水搅浑，使广大人民群众真伪难辨，在党内斗争中，爸爸一向经得起委屈、误解，但他不能容忍诽谤、诬陷。这时，爸爸已经感觉到斗争的严重性，自己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几个孩子听到一些传闻，弄不清楚，便向爸爸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开始回答我们，说明事实真相。我们像一切孩子一样，想知道自己的父母都做了些什么。“爸爸错在哪里呢？爸爸到底为什么受到这样的诬蔑呢？”“为什么他们要造谣呢？”..爸爸讲述着，他愈讲得多，我们愈好奇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爸爸跟我们说了许多许多事情，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爸爸仍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机密，总是站在维护党和毛主席的立场上。

　　我们深切理解爸爸的心情。显然，使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成败荣辱，而是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爸爸对我们说：“只要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国家能富强，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组织处理。”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爸爸有什么变化，依然那样严肃而镇定，饭量也不减。他正以高度的党性来克制自己，耐心等待着。等待不是软弱的避难所，表示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暂时的现象。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了。爸爸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有一次，爸爸对我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呵..”爸爸说到这里，嘴唇都颤抖了。直到现在，我们心里一直在回响着：“人民误解了你，人民误解了你..”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呵！

　　不久，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在各自的学校和单位受到批斗和围攻，我们的朋友也渐渐疏远了。那时，只要有一两个同学还跟我们说话，我们的心里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1967年1月7日，江青一句话，就把二哥毛毛（刘允若）抓到了监狱里。大哥大姐远在边疆，杳无音讯。家中只剩下我们四个小的孩子。家庭的突变，朋友的疏远，人们的怒目相视，在我们心灵上造成极大的创伤，以往神圣的信仰突然被碾成尘泥，美说成丑，真说成假，善说成恶，兢兢业业为党献身的爸爸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我们都是无法忍受的。

　　爸爸看出了我们的思想，意味深长地说：“群众现在认为我犯了错误，他们有权利批评我。在我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不可避免地犯有工作错误和思想错误，处在我这样的地位，影响很大。这些年，党也犯了些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我主持中央工作，必须要承担主要责任，这叫做责任错误。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会有过火行动。你们要理解群众，决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

　　五

　　1967年的1月是严寒而又阴冷的。“全面夺权”的黑风很快扫遍全国。林彪、江青一伙对爸爸的迫害，自然不会停留在“绘画绣花”的阶段。

　　1月6日，在江青的疯狂怂恿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之流以狡诈的手段，把妈妈骗出中南海，却还夸耀什么“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平平在学校作检查后的归途中被车轧断了腿，马上需要截肢。妈妈听到这个消息，一口气噎在胸间，双眼直瞪瞪地看着爸爸。爸爸说：“马上到医院去。”妈妈着急地说：“总理不让我离开中南海呀！”“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爸爸、妈妈赶到医院不见平平，却看见被扣作人质的源源和亭亭。周围的清华“造反派”一见爸爸进来，都愕然不知所措。这时，源源急切地对妈妈说：“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妈妈一听，只身迎上去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自己一人留在了“造反派”中间。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他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爸爸和源源、亭亭及工作人员刚回到家里，只见平平气喘吁吁地先等在门口（她刚从学校赶回家）。爸爸忙问：“平平，你的腿？..”平平扑到爸爸的怀里说：“我的腿没事，他们把我扣在学校，为的是把妈妈骗出来抓走啊..”平平和亭亭抱着爸爸放声大哭。

　　每天深夜，爸爸、妈妈总要出来散步，把紧张了一天的头脑松弛一下。这天深夜，爸爸照倒出来散步，我们三个孩子陪着爸爸。年纪较小的亭亭一见到爸爸，又呜咽起来，哭得是那样地伤心。她这几天一直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当天早上，在全市中学生联合批斗会上作了检查，下午又被押去看平平挨批斗，刚被放回家，晚饭都没吃又赶到医院，眼看着妈妈被抓走。现在，妈妈在哪里呢？他们会打妈妈的呀！会拉妈妈去游街的呀！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爸爸又何尝不难过呢。他爱怜地抚摸着亭亭的头，一边走一边还给我们讲夜空的星星..寒风呼啸，繁星闪烁，我们仿佛在荒野上漫游，无边无际的黑暗，要把我们吞没。但是，听到爸爸轻匀的脚步声，我们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爸爸步履缓慢地走着，依然是那么从容而又安详，只字不提白天发生的一切。亭亭默默捧起爸爸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紧贴在自己滚烫的小脸上，一颗赤热幼嫩的心脏与一颗同样赤热而又坚强的心脏靠在一起了，奔腾的小溪与浩浩江水汇在一起了。

　　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妈妈终于回来了。爸爸见到妈妈，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江青终于达到了她的目的——利用我们一家父母儿女的亲密感情，来摧残折磨爸爸、妈妈的心！

　　光是摧残折磨爸爸的心，他们自然是觉得不够的，江青一伙开始直接批斗爸爸了。1967年、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冲进我们的家，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了大标语。

　　在批斗会上，当爸爸的答辩使质问者理屈词穷时，一个坏家伙突然蹦出来，让爸爸当场背出语录本某一页的某一条。爸爸背不出，那些人大声嘲笑着。我们真想上前去提醒爸爸，但中间隔着一层一层的人。一刹那，仿佛一团火炭卡在我们的喉咙。而爸爸却镇定自若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那个坏家伙被爸爸说得哑口无言，便叫一阵口号，斗争会一哄而散。看到这些人的狼狈相，我们感到快意。但是，爸爸却对我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

　　六

　　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爸爸去谈话。毛主席亲切热情地接待了爸爸，一见面就关切地间：“平平的腿好了吗？”爸爸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两位几十年共同合作的老战友见面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谈工作。爸爸说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主席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主席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爸爸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主席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我们全家焦急、热切地等待着爸爸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爸爸回来后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我们听了，感到悬在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下来，心中暗想，情况也许会好起来的。

　　但是，没有安稳两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又一次冲进我们家，还要冲爸爸的办公室。他们贴大字报，批斗爸爸、妈妈，叫他们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白发苍苍的爸爸仁立在凛冽的寒风中，镇定地面对着嘈杂的喊叫声，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1月16日的深夜12点以后，周总理打电话给妈妈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在与毛主席谈话以后第四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爸爸的电话，爸爸一听，霍地站了起来，迎

　　上去阻拦，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从此，断绝了爸爸和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

　　爸爸久久地站在那里，像座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而我们呢？一直追到门口，望着那伙人大摇大摆走去。我们头脑一阵轰响，心里痛苦极了，以后我们受了冤屈对谁说呢？以后再有人揪斗折磨爸爸、妈妈怎么办呢？我们再也听不到周伯伯同情和鼓励的话语了。

　　七

　　爸爸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每天清早我们几个孩子就骑上自行车出门，排着长长的队买小报，从墙上揭下传单，挤在人群中抄大字报，侧耳听着人们的议论。回到家里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

　　在我们买回的这些小报里，充满了对爸爸形形色色的诬蔑。其中有一张小报上无中生有地说爸爸曾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还造谣说爸爸曾自诩为“红色买办”。对于这些令人恶心的谰言，爸爸不屑作什么解释。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工人运动，站在反帝斗争前列。大革命期间，29岁的爸爸——一个共产党员，直接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英勇斗争。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些小报的造谣诬蔑，岂能改变历史？不过爸爸觉得这毕竟是一种不寻常的信号，不可等闲视之。爸爸回到办公室，立刻提笔疾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驳斥了这种造谣诽谤。这天是1967年3月28日。

　　历史的颠倒，不仅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不可思议，就连爸爸这样历尽人间沧桑的老革命也不能理解。而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仰，准备接受严峻的考验。可是，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考验竟来得如此淬然。

　　4月1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爸爸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爸爸的话是那样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可是，爸爸如今却处在毫无发言权的“被告席”上，哪里有人会理会他这一正义的要求呢？心里怀着鬼胎的阴谋家又哪里敢接受爸爸这一严正的挑战呢？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爸爸，竟连在党的会议上申辩的权利都没有，连在人民群众中辩明是非的权利都没有，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的悲剧？这难道不是强加于我们党身上的耻辱吗？

　　就凭一个跳梁小丑的一篇谤文，就把一个国家主席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中央下达文件的依据，成为定人罪名的一纸状文，真是荒谬绝伦！这哪里是什么党内斗争，完全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大阴谋。在这场斗争中，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完全被打烂，大多数党的优秀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什么党的政策，什么党的传统作风，统统被破坏了。一小撮坏人窃踞高位，利用群众对我们党过去的一些错误的不满情绪，窃取权力；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已经不是什么党内斗争了，而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爸爸正处在这个旋涡的最中心。一切华丽的词藻都不能掩饰血的事实。他要坚决进行斗争，到了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

　　4月6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向爸爸宣布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爸爸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爸爸回答并写出交代。爸爸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当质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爸爸一下子发了火。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爸爸激怒他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4月7日，爸爸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林彪、江青一伙，完全剥夺了爸爸讲话答辩的一切权利。在斗争会上，每当爸爸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爸爸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爸爸讲一句话，爸爸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八

　　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使爸爸精神上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加上突然改变作息时间，限制安眠药量，爸爸已有几天没有睡觉，身体搞得很弱了。4月8日，通知妈妈去清华大学作检查，这对爸爸又是一个大打击。

　　这天晚饭后，妈妈正和我们三个孩子谈外面的情况。爸爸突然扶着墙走进来，面色铁青，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面颊淌下来。妈妈赶快搀扶爸爸回卧室，我们去叫大夫。那天晚上，爸爸几次晕厥。大夫给了几片药，转身走了。我们守候在爸爸身旁，只见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白发如雪。谁能想到，这位安详地躺着的老人，曾经肩负着八亿中国人民赋予的重任。在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从不畏缩不前。如今，中国大地上血雨腥风，他却病倒了。望着爸爸清瘦的面庞，一年以前他一次重病后和我们谈话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是1966年初，爸爸害了一场重病。他刚刚脱离危险，就把孩子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眼前，感慨万分地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接着，爸爸给我们描述了他的设想：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三大差别，等等。爸爸当时还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建立工业基地，这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新型的工业城市。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爸爸不仅有宏伟的设想，而且有脚踏实地的措施。他讲着讲着，两眼透过明亮的窗户，望着窗外飞舞的白雪，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蓝图正在眼前展现。“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仅仅在一年前，爸爸还是那么自信，心中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如今，他身处逆境，不仅那些美好的愿望变得渺茫，而且还被无端地强加上种种恶名，诅咒他是千秋罪人。如果这真有益于国，有利于民，爸爸准备勇敢地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责任。然而党和国家陷入了空前的浩劫，周围是阴云惨雾，冷箭毒枪。没有一个对手敢于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进行有根有据的指控，只能躲在阴暗的地方施展阴谋。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啊！？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他这位一生从事群众工作的战士，直接面对着的竟是他热爱的群众，他却不能讲话，不能解释。他把毕生精力致力于建设一个好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可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却硬叫他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同志明明是党的好干部，他不能说好，因为那样反而加重了那些同志的“罪名”。明明是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他却不能说坏。爸爸呀，你心中包容了多少难言的痛楚啊。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爸爸，也许您洞若观火，心里一清二楚，我们却百思不解。我们多想大声发问：究竟为什么要剥夺您立志十年建设起富强中国的权利？您有功于人民，无愧于党，那您又有罪于何人？究竟为什么不仅在政治上把您打倒，还要在精神和肉体上无情地折磨您呢？为什么？为什么？有谁能回答我们呢？

　　九

　　爸爸继续顽强地承受着沉重如山的压力和摧心裂胆的痛苦。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说：“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妈妈..”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槁？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爸爸的这些话，刻骨铭心。这是他向党的倾诉。这难道会是一个反对毛主席的人对亲人的遗嘱吗？！对于那些信口雌黄、诬陷好人，而实际上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类，历史和人民是不会轻饶他们的！历史不是已经和正在这样做了吗？4月10日，在清华大学果然举行了30万人批斗会。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妈妈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妈妈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妈妈又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妈妈在大会前，作了长时间的答辩。她代表爸爸向群众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搞法，但我们决不限群众对立。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那天晚上，我们回家把批斗的情景告诉爸爸。虽然我们预料到这对爸爸是一个无情的刺激，但我们不愿意向爸爸隐瞒真相。我们必须面对严酷的事实。当我们说到彭真叔叔、薄一波叔叔、陆定一叔叔和蒋南翔叔叔也同时挨斗，还有300人陪斗的时候，爸爸只是双眉紧蹙，仔细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晚饭一口也未吃。

　　十

　　从爸爸做遗嘱的那天起，我们明显地感到自己变了，头脑似乎变得复杂了。我们曾经过于轻信，寄希望于幻想，但都一一破灭了。我们努力去思考，去探讨，拼命地看书，想弄明白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家里的书被封了。我们早晨五点钟就等在北京图书馆门口排队拿号。不论是经典著作，还是中外小说，我们都如饥似渴地读着。

　　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过来了。他们欺骗和煽动单纯幼稚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揪出刘少奇”。一时，中南海墙外，帐篷林立，车水马龙，围得水泄不通。看起来是多么矛盾：他们掌握着大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爸爸置于死地，但他们却要欺世盗名，愚弄群众，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来“吊民伐罪”，借刀杀人，使自己双手不沾一点血迹。

　　事实很清楚，他们围困中南海，是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撵走周总理，揪出刘少奇。他们越走越远了。

　　爸爸在中南海内，依旧像往常一样，坚持每天看大字报。平平、源源把他们去云南、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四川、青海、天津串连时看到的情况告诉爸爸和妈妈。当我们说到长沙、武汉、成都、天津等地开始大规模武斗时，爸爸仔细倾听，陷入了沉思，但他很少说话。其实，仅仅从小报上登载的“首长讲话”里，爸爸就知道全国已经沦为什么样的境地，党已经被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又被愚弄到什么地步。党被摧毁，国家受难，群众遭殃，而这一切还看不见尽头。正当他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的时候，建工学院一个群众组织突然要爸爸写检查。爸爸已是身心交瘁，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由妈妈代写。送上去后，爸爸又要了回来，加了一句：“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就因为加了这几个字，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

　　在这滔滔恶浪的袭击中，周总理岿然不动，作为中流砥柱，独撑危局。他看穿了江青的阴谋，就亲自到中南海北门向群众做说服工作。而江青、陈伯达竟唱对台戏，来到中南海的大、小西门外进行挑动。当总理出现在西门说服群众时，江青一伙又跑到北门。结果围攻中南海的浪潮，此起彼伏，有增无减。周总理坚定他说：“我就是呆在中南海不走。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造反派们冲不进中南海，就把不少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轮番揪到中南海门口进行批斗。与“围攻”相配合，中南海院内又一次掀起“批刘”的恶浪，还出现了要揪朱爹爹、陈云叔叔的大字报。爸爸得知这一切，痛心地说：“糟糕，又要整倒一大批老干部了。”妈妈说：“你已经不工作了。这个国家主席，辞了算了，你再正式提一提，我和孩子们养活你。”

　　爸爸说：“没那么好受的，不会让我回乡种地。我下去了，他们还批什么？..”

　　妈妈也叹了口气，说：“现在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好像是林彪和江青他们搞的一次反革命政变，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

　　爸爸听了未作回答。经过了一夜的思考，爸爸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语气肯定地对妈妈说：“你昨天谈的看法是对的。”

　　然而，这个结论使爸爸更加痛苦不安。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爸爸为救国救民，与中国的志士仁人一道赴汤蹈火，艰苦奋斗，使中国做然屹立于全世界。而今天，爸爸是囚笼中的人，眼睁睁看着党和国家濒临一场浩劫，看着人民和广大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却无法起来维护，更无法去搏斗。只有保持缄默，抑制住自己，坚强地活下去。群众最终一定会自己觉醒的，尽管这需要时间，需要斗争。

　　十一

　　在爸爸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郝苗叔叔，突然被林彪、江青一伙诬陷为“特务”抓了起来，这对爸爸身边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们更不敢再与爸爸接近了。

　　爸爸自己不得不做最坏的准备。唯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一件家事，就是最小的女儿小小（潇潇）。小小当时只有6岁，天真无邪，简直可以说是爸

　　爸的“掌上明珠”。一年来的狂风恶浪，她那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再有更大的风浪，她该怎么生活呢？这几天，爸爸见到小小，就格外眷恋。爸爸常叨念：“小小该上学了，该上学了。”妈妈也觉察到爸爸的心思，她何尝不为小小担忧呢？可是，现在能到哪儿去上学呢？一想到小小，妈妈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啊。

　　一天，妈妈内心的痛楚实在压抑不了，对爸爸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

　　“这怎么可能？”爸爸摇摇头。